我把题目稍微改成“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所谓公共空间主要讲政治公共空间，因为微博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每个公共空间性质不一样。今天主要阐述对中国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政治公共空间。

我想许纪霖先生邀请我作这个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写过一篇《伦敦骚乱》，讲伦敦骚乱中Twitter等微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媒体和微博在同样性质事件中的表现如何不同，讲了英国的Twitter怎么从一开始鼓动骚乱，到后来积极投入灭火。第二，就是《时代周报》采访我后刊出的《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原稿有近9000字，我当时主要讲的也不是微博，结果刊出4000多字，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主要谈微博了。其实那时我自己也没微博，就在写《伦敦骚乱》文章时稍微研究了一下Twitter，中国的微博当时还没研究过。

这次许纪霖要我讲微博如何改变了中国，还真把我难倒了，于是我悄悄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里面悄悄观察，然后比较美国Twitter和中国微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把纪霖先生的邀请当作一个机会，依照着学者做课题写开题报告的方法和思路，把我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做了初步总结。

微博作为一个舆论媒介，带有一种什么性质？比如我今天在这里说话，远的、近的都能听见。如果我在桌子上刻一个字，站在远处的人就看不见，刻完字字永远在桌子上，但我说话如果没录音，声音就没有了。这说明用话来传声和用书写来传声，性质不一样，话传得远，写字保留时间长，这是最简单的层面。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把这个原理称之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媒体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

微博出来之后，就像每人手上一份报纸，它是最民主的。微博本身就有信息量。

微博上传播什么东西？实际上是传播意识形态，大多数东西都不像物理学牛顿定理那么准确，可以当成真理性东西，而是带有价值观，本身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微博上一旦争论，基本都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

我本来以为“方韩论战”是简单的真假问题，后来发现其实成为意识形态的争论。

支持韩寒的基本上是三个群体：一部分我把他们叫做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如果韩寒倒了，自由主义就倒了，这是价值观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真假问题；还有一类大家叫“韩粉”，不带贬义，他们喜欢韩寒，长相酷，又能开赛车，对于韩粉来说，这是一个“宗教”，真假不在乎；还有一部分人，是我们大学中的人，对常识没判断，认为不能进行“无罪推定”，包括很多大学教授、专家都缺乏常识。这是很要命的，所以导致很简单的东西，变成意识形态争论。

意识形态争论有其特点。首先是非强制性的，我和你辩论，你不听我的，我对你没办法。意识形态和经济一样，你卖东西，我挑到最后不买了，不能说“不买就揍你”，买不买是自己的事。这是竞争、交换，是非强制性的。

其次，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又不一样。经济竞争中我和你共同做生意，如果我亏本，我是知道的，输赢清楚。意识形态竞争的输赢是不清楚的，输赢不确定性，没办法定义输赢。

第三，意识形态天生是多样性的。文革中都谈论毛泽东，但是分成那么多派别，对毛泽东的不同解读只有一点点的差别，但到最后导致组织形式完全不一样，不管怎么解读，它是多样性的。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获得强势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什么是强制性权力？国家权力和军事权力，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强制性权力的逻辑是“你不听，我揍你”。

强制性不完全来自国家，还可以来自半强制性权力，教会和学校就是半强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今天如果认为我演讲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学校教育已经规范了你们的思维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

从性质看，微博是最彻底的非程序性超民主手段。为什么是最彻底？只要识字，微博短短几个字，寥寥几笔，谁都能写，写得好坏都无所谓。为什么是非程序性？没有什么程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为什么叫超民主手段？因为它不是“一人一票”，可以买粉丝，比如2元1000粉等等，看起来很民主，但如果你有权力、技术和钱，马上可以买很多批。说老实话，微博中声音虽大，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很可能是穿着马甲的水军。

超民主手段容易形成以下三点：第一，一人可以多票，形成虚假舆论；第二，微博前台行为与后台行为界线不太清晰，比如我今天和你聊天，聊完之后发现你不怎么样，说这是什么混帐东西，很恨你，但作为朋友，必须客气；第三，形成互不认识的近邻关系，微博中有很多名字，各式各样的人，有的真有的假，其实大家互相不认识，今天与你关系很好，明天就可能跟你翻脸。

从微博本身的性质可以推出的结果就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约束，人的关系、礼仪、文明，都可以不讲；另一方面，特别容易被来自网络公司、金钱和行政权威的操纵。

微博特别不容易形成权威，我骂你就骂你了。在微博上，有些人类似文革时候的红卫兵，想打谁就打谁，见“伟人”就下跪，微博上的“伟人”可以是网络公司，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权力，我们都不知道。在微博中，谁都可能是“红卫兵”，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

中国的微博、博客与美国相比，很不一样。我把中国前20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让自己学生看，基本都知道。我把美国前20名给美国学生看，最多知道1、2个，其他都不知道。后来我与美国一位比较有名的意见领袖吃晚餐，他说自己的意见主要发表在博客，而不是放在微博上，在美国微博不怎么重要，博客更重要。美国微博只能发140个符号，中国有长微博功能。美国微博评论只能显示5条，转发只能够显示50条，以上不知道，水军没用。

这几个原因导致twitter影响比较小，再加上美国主流用的是博客，而不是twitter。在中国，微博可以无限制评论，可以显示很精确的转发数，还有长微博功能。这些性质决定了在中国微博不但能替代博客，而且网上有各种强势意见领袖的网络红人，网民有被操纵的更大危险。这是中国的微博和外国twitter的区别，twitter没那么厉害，微博比Tiwtter厉害。

现在很多人都想建立主流价值观，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特征，以为出名就能炒大，以为一个理论好，就能炒大，事实上，一流社会学家和十流社会学家，在老百姓眼里是一模一样的，没好坏之分。

主流价值观的构建与社会结构现状密切相关。社会结构现状和微博性质所导致的国人心理素质和大众心态，将决定微博对中国政治空间和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方向。

当前中国社会有五方面的特点：

第一，由政府主导构建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式微。

第二，儒学式微。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中国又是一个大国，韩国对变成基督教国家无所谓，现在20%多已经是基督教徒，中国不干，宗教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中国这两年富了，但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思想，说老实话，真没有。

第三，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中国在搞人文教育，搞核心课程，但只是一个大杂烩。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西方的核心课程就是认为历史从希腊开始，一个理性的社会逐渐形成，在中世纪的黑暗中逐渐发展起来，一个是宗教一个是理性，虽然受到后现代的冲击，但此种教育还没有被打破，还是主流。中国大学失去了讲堂的意义，也不能对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中国高校在骨子里是个技校，都不是大学。

第四，主流媒体。中国媒体在好多领域比美国还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受到限制。比如针对方韩事件，主流媒体形成共识，可以报道，但不要过度炒作，这件事情要沉淀下来，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在市场化条件下，媒体可以自己决定，这就导致主流媒体在若干领域不能建构共同舆论。

第五，中国缺乏长期的常识建设。常识的得来一是靠教育，一是靠辩论。中国很多人缺乏对话，对基本东西的判断不成熟。对话意味着至少能知道别人的思想，也就能容忍他人，知道自己思想的局限性，而中国人往往性格比较偏执，不是说不好，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偏执的人在中国社会起了一个正面作用，但这种性格人到美国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

这就导致国人在个人利益上经常鸣不平，而在“大事大非”上就非常天真，甚至经常缺乏原则。

这五大问题也意味着任何主流价值观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演绎到极致，但背后如果有一种强力加以控制的话，特别容易和微博舆论朝一个方向走。

因为社会现状以及意识形态性质，也就导致微博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微博存在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它选择心理素质好、偏执的人，就是认为我对，一百人说我错也不在乎，要求在微博中一旦展开论战，可以静下来，否则就滚蛋吧，不要搞微博。

像方韩论战，很多人真是不敢发表评论。我写方韩之争的那篇文章（编者注：指《论方韩之争》），目的不是为了打韩寒，实际是要指出媒体不能这样消费自由主义，因为我也是自由主义者。

谁知道我的文章被转播成韩寒很可能是个骗子，只提取了里面一句话，其实这句话是我总结的别人意见。没办法，文章一旦发表，你根本无法控制它的生命。所以，一旦参与论战，必须自我感觉良好，只有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小，思维相对偏执简单的人，才能在微博上坚持下来。像我这种心理素质差，博客都不敢开。

第二，微博中前20位最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前8位全是与经济有关的人士。

很多人认为方舟子是科学主义者，他错也错在科学主义，对也对在科学主义，在有些真假比较确定的领域，特别成功，也做了很多无趣的事，比如打中医打傻了。很多自由主义骂他不敢打贪官，他这个人什么都不管，只是贪官的证据他抓不到。

有些左派，不管他人什么观点，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美国是坏蛋，什么事情都可以解释为美国对中国有阴谋。

中国很多新公共知识分子都垮台了，不能怪他们，显然是被中国媒体过度消费了，他们早期发表的言论都被提出来，但每个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有些不知道的让他说，到最后肯定是胡说八道。

我这人是当不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懂的地方。像乔姆斯基，指出了美国的很多问题，但基本是美国新闻和政治等他长期研究的领域，不会就房地产方面发表什么意见。

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区域型”，中国是全能型，所以上来一个垮台一个，有时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一呼百应，但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的权力，你今天说完，明天别人就忘了。

第三，在政治空间上谁敢打擦边球、谁敢以对抗国家名义发言，谁就能操纵民意，把舆论做大。在中国目前骗子特别多，有人消费自由主义，有人消费民族主义,有些人为下层民众发声，做的事情对社会也有好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做法正是消费中国的穷苦百姓。

比如有一件事由于对事实的误解，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我经过实际调查后，就问我的自由主义朋友，结果发现在自由主义立场面前，就没人听实际情况了，往往不顾事实。基本上每人都在消费国家的不同东西，所以，消费是微博的特点之一。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一有风吹草动怎么办？微博可能就会变成传播信息与谣言的阵地。目前国家不能完全控制舆论，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干得好才行，干得坏马上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在此条件下后果可以设想。

在缺乏主流价值观体制下的微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会是什么样？缺乏学习能力，一旦产生社会问题或动荡，后果肯定很糟糕。微博中的精英也会后悔曾经的“天真”，然后马上就会为中国以后的出路再“天真”地进行设计，带着一帮即天真又可怜的老百姓，把中国从灾难引向灾难。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的确，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预测”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使这预测变成一个错误。我衷心希望本演讲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误。谢谢大家。

意识形态的这些性质，对权威关系有很大的损害。只有在主流价值观强大的情况下，微博平台才会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制约。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完全的个人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讲微博中就不可能形成主流声音。但，微博在好多问题上形成主流意见了。